“五经”成为汉代的普及读本，与“四书”是明清两朝的普及读本是同一个原理，因为科举和仕途的需要。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，不仅仅是国家人才的成长道路，还是穷门小户的希望之光和生活出路。底层人家的孩子，通过苦读书，就有出人头地的机会，还可能娶皇帝的闺女。今天中国大学里的读书空气是稀薄的，这怨不得学生，因为书读得多，也不能保证毕业后有稳定工作。进了大学门就着急考虑找工作的，都是孝顺孩子，知道父母的养育不容易。
汉代还没有科举考试，是察举制，也就是推荐制。汉武帝时期的推荐标准是，“郡国县官有好文学，敬长上，肃政教，顺乡里，出入不悖，所闻，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。二千石谨察可者，常与计偕，诣太常，得受业如弟子。一岁皆辄课，能通一艺以上，补文学掌故缺;其高第可以为郎中，太常籍奏。即有秀才异等，辄以名闻”。在汉代，文学一词比今天含义厚实。“有好文学”者，有写作的一面，但更多指好读书，且能从中读出学问的。政审标准是“敬长上，肃政教，顺乡里，出入不悖”。发现这样的人才后，“令相长丞”(县令、侯相、县长、县丞)要上报给“二千石”(郡守及诸王相这种级别的工资是“二千石”)。“二千石”考察通过后，要带着考生，还有具体的推荐者进京，到太常处报到。太常是九卿之首，掌管国家礼仪、宗律、天地祭祀，还分管文化教育。入门太常后，经过一年的预科学习，读通一艺(汉代六艺指诗书礼易春秋，再加上乐经)，“补文学掌故缺”，文学和掌故均是官职，也相当于学位。考得好的选为郎中，“太常籍奏”，指进入国管后备干部序列。“既有秀才异等，辄以名闻”，其中特别突出的，直接奏报皇上，告示天下。汉代选拔人才的机制，同时还有退出机制，“其不事学若下材，及不能通一艺，辄罢之，而请诸能称者”。连一本经都读不通的，劝退，再递补另选。汉代不说“博览群书”这样的浮夸话，讲究读通读透。公孙弘是汉武帝时的丞相，也是《春秋》研究的专家，还是人才选拔和退出机制的顶层设计人。
当年的干部政策，也鼓励低级别官吏读五经。不读书的文官，基本上没有晋升的机会。当年的官场，读五经成为一时的风尚。
汉武帝在国家人才选拔主渠道外，还设置有更高层面的学术机构，设置博士官，相当于今天的科学院。博士官招研究生，“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，复其身”。博士弟子是要精通“五经”的。“复其身”是很高的待遇，一般官员都享受不到，终生免税赋。武帝之后，汉昭帝“增博士弟子员满百之”，汉宣帝“增倍之”。汉元帝时增为一千人，而且“能通一经者皆复”，通一经，就可以终生免税赋。到了汉成帝时期，“增弟子员三千人”。读通一门经，就可以光耀门第，还可以终身免税赋，这对普通人家是多么具体的诱惑和鼓励。
从汉武帝到汉平帝，百余年形成的浓郁的文风和学风，在于“禄利之路然也”，是政府的禄和利起的实际功用。穆 涛
